现实中的盗墓和电影里一样吗

撰文：王子今

摄影：马艳丽供图：中国文物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

现实中的盗墓

位于河北省曲阳县的田庄大墓，墓葬形制极为罕见和独殊。出土大量精美的汉白玉雕刻、砖雕构件、鎏金饰品和定窑瓷器，并首次在河北地区发现具有唐代风格的大型仪卫壁画。墓葬南北长66米，共发现盗洞二十余个。

现实中的盗墓

盗墓，作为中国历史上延续久远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发生的原因值得关注。对历代墓葬破坏现象的动机进行心理分析，大致有如下三种情形：1.物利；2.冤仇；3.象征。物利，就是对随葬品直接劫夺以求生求富的行为。冤仇，即出于仇恨对墓主或者其家族施行政治惩罚，有时采取极端的复仇形式，战争中类似情形又有心理征服的意义。象征，即出于神秘主义意识对墓主“气”“势”及“ 风水 ”环境的破坏。但是盗墓行为最基本的动因，无疑是物利追求。中国古代盗墓现象，与宗法意识以及“孝”的理念导致的厚葬风习有密切关系。

回顾历代盗墓行为，可以看到许多情节特别的故事。古墓的盗洞，有时可以透露出前代文明之光。而盗墓者的行为更多地造成了古代文化遗存的破坏，也是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的。

盗墓者盗墓未遂后，用土将盗洞口部虚掩，伺机再盗。

历代盗墓，有实力派军阀组织的大规模的盗掘。在项羽率领反秦联军破坏秦始皇陵园之后，有董卓、曹操、温韬、刘豫，以及“东陵大盗”孙殿英等组织的公开盗掘。农民暴动发生，也致使帝王陵墓遭受破坏，赤眉军发掘西汉帝陵，李自成焚毁凤阳明祖陵，都是典型例证。民间普遍的盗掘，虽然往往是个体或小规模团伙行为，然而历时长久，参与者众，对历史遗存的破坏也许更为严重。

盗墓分子将盗墓地点伪装成实验基地，以迷惑路人。

从技术演进的角度来看，盗墓和反盗墓的千年角逐，成为中国丧葬史多彩的风景。唐人李商隐《杂纂》卷上说到“恶行户”，其中第二种就是“世代劫墓”。可知职业盗墓者的行为和技术，往往世代前后相承。现在考古工作者勘探地下土层与埋藏物时常用的一种工具，是通常称为“洛阳铲”的探铲。“洛阳铲”原本是旧时洛阳盗墓者所创制使用，因以得名。盗墓者利用这种制作简单，携带方便，可以探知极深的地层的工具，于是能够经济便捷地发现墓葬所在，甚至能大略了解随葬器物的埋藏情况。“洛阳铲”的应用，是历代盗墓技术遗存中的积极内容得到借鉴的实例。

现实中的盗墓

现在考古工作者勘探地下土层与埋藏物时常用的一种工具，是通常称为“洛阳铲”的探铲。“洛阳铲”铲头刃部呈月牙形，剖面作半筒状，打下后提起，可以带上泥土，执铲者可以据以判断地下土质及其他现象。（左图）吕氏家族墓发掘报告指出：“墓地中使用空穴结构的墓葬共3座，全部集中于吕大临兄弟的墓葬排列线上。这说明该辈分家族成员具有较强的防范意识，而且墓葬深度也超过墓地中其他墓葬。”

职业盗墓者的有些经验在现代考古发掘中得到利用的情形，又如长沙被称为“土夫子”的盗墓者，许多后来在科学考古工作中参与清理发掘古墓，作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观察样土判断古墓的深浅和年代，是“土夫子”的特长之一。这一技术在考古实践中的应用，为发掘工作带来了方便。由于随葬铜器氧化，使周围的土质发生变化，“土夫子”们将这种现象称为“铜路”。他们能够依据“铜路”准确地判定铜器所在位置，以便完整地进行清理。铜器氧化程度不同，质地有明显的差异，“土夫子”们对这一情形的熟悉，也有效地避免了铜器的损伤，保全了许多珍贵文物。

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盗墓与考古是怎样的关系？盗墓与考古有什么区别？首先应当明确，考古是科学工作，是学术探索，而盗墓是出于私利破坏古代遗存的犯罪行为。

航拍的众多盗洞

当然，盗墓有时也会促成重要的文化发现。《晋书》记载晋武帝时，“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字十余万言，藏于祕府。”汲冢遗书的出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不过，我们也不会忽视盗掘行为导致文化遗产严重破坏的情形。比如汲冢发现，“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直到今天，考古学者、文物学者、历史学者瞩目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北京大学藏秦简与西汉简等，都是因盗掘出土，曾经流散于文物市场的重要文物。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讲一个关于吕大临家族墓园被盗掘的故事。吕氏家族墓地中有3座墓葬。主室上部纵向叠置1～2个空墓穴。比如有的学者推定为吕大临墓的M2，由竖井及上、中、下三层纵向墓室组成。上层墓室和中层墓室都是空穴。这种虚空的墓穴，是出于迷惑盗墓者的防盗掘目的的特殊设计。可以推知，研究过许多出自盗墓的青铜器标本的北宋“考古”学者吕大临，对于盗墓行为却是深怀厌恶的。他和他的家族甚至在墓葬设计方案中也体现了对盗墓的高度警惕。吕大临应当对当时盗墓行为的一般方式和基本规律有一些了解，于是才精心设计了如此巧妙的墓室结构。以虚墓或者疑冢防止盗掘的方式由来已久。我们知道广州南越王墓是少见的未经盗掘的西汉诸侯王等级的陵墓。据说南越王赵佗安葬时，“輀车四出，棺塴无定处。”三国时地方军阀吴岱试图盗掘赵佗的陵墓，“费损无获”。石勒的母亲王氏去世，也曾经秘密安葬，又以“虚葬”方式伪饰，“潜窆山谷，莫详其所。”曹操“七十二疑冢”，更是流布非常广泛的传说。

吕氏家族墓三维透视图

吕氏家族墓

还要说明，陕西蓝田具有“虚墓”结构的吕氏家族墓地被盗掘，犯罪人竟然是本来应当承担保护自己先祖墓葬的吕氏后代。2006年1月， 西安 市公安局成功侦破一起文物盗窃走私案，收缴包括西周青铜器在内的129件文物。盗墓罪犯交待了被盗宋墓所处位置，正是文物部门了解的吕大临家族墓园。尽管蓝田县文物局派人日夜看护这处墓地，在8个月中仍连续发生3起盗掘案。为确保文物安全，陕西省文物局制定的抢救性发掘计划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参与破坏这处墓地的盗掘者，有一个叫吕富平的人，其实正是吕氏家族的后代。透过吕富平盗掘家族先祖墓葬的行为，可以知晓现代盗墓者为追逐物利全无顾忌的心理状态。这一情形告诉我们，宗法规范和宗族观念在民众革命中被彻底扫荡，也是盗墓现象难以制止的原因之一。

盗墓分子在盗洞中放置的支架

盗墓对考古工作的干扰与破坏，不仅表现在使墓葬中大量文物遭到洗劫，还在于无知的盗墓者往往只根据市场价值尺度进行选择，将大量虽然未必为文物商人看重，却具有极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文物归于毁弃。

此外，墓葬对于考古工作的意义，并不只是在于墓中的随葬品，墓葬形制、葬式等看来并不直接具有市场价值的遗迹现象，其实都包涵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而野蛮的盗掘，往往使这些现象遭到不可挽救的破坏。

海昏侯墓的盗洞

一些古代墓葬未遭盗掘，原有文化内涵基本保留，终于为考古学者揭示，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等等，都是如此而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光荣。海昏侯墓虽然发掘工作尚未完成，已经出土的珍贵文物品级之高已经令人们震惊。2011年，当地群众发现盗墓者对海昏侯墓施行盗掘并报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业人员迅即赶到现场，由盗洞进入棺椁被局部破坏的位置，判定了墓葬形制，及时进行了保护，启动了考古工作。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具备文物保护意识的村民的举报，没有富有事业心和责任意识的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海昏侯墓的珍贵文物很可能会被破坏，失去诸多历史文化信息，仅仅作为财富符号流散于市场。而海昏侯墓园相关现象的考古学研究也会因重要资料的缺失受到限制。我们庆幸海昏侯墓在盗墓破坏的严重威胁面前得到了及时的保护，也为此深心感谢大塘坪乡观西村的村民为文物保护作出的重大贡献。

被盗墓贼洗劫后的贵妃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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