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疑”包裹的时代风云与人生隐喻

　　■龚金平

　　作为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酱园弄·悬案》（以下简称《酱园弄》）备受关注。此前，剧组在乍浦路北海宁路口搭建的酱园弄外景地，更是意外成了“网红”打卡地。这部改编自真实案件的影片，不仅以史诗格局重构民国奇案，也恰与本届电影节国际影展特别单元主题“和合共生：中外电影的百年共振”形成互文。也许，在电影节组委会看来，《酱园弄》正是那种既能展现本土文化特色又具备跨文化阐释可能的作品，可成为世界读懂中国叙事的一个切口。

　　以真实案件为蓝本的电影创作，往往面临两种叙事路径的抉择：一是以纪实风格还原案件的侦破过程，将案件本身的离奇曲折作为核心，但给观者的余味大多流于对人性或命运的浅层喟叹；二是将案件作为时代棱镜来折射社会肌理与人生奥义，这类作品多以社会批判或人生反思为旨归，常能打造出具有思想深度的银幕力作，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

　　观看《酱园弄》之前，观众可能将其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相提并论。《酱园弄》改编自发生在1945年的“酱园弄杀夫案”，观众对其的期待当然绝非简单的案情还原，而是希望在两个维度得到更深层的满足：既要看到对旧时代社会图景的真实再现与深邃批判，又要获得超越时空的情感共鸣——这种共鸣，显然不应仅停留于对人性复杂性的探究层面。

　　一

　　《酱园弄》以詹周氏杀夫案的侦破为叙事主线，其叙事面临两难选择：若将案情处理得过于直白，难免让观众感到索然无味；若刻意追求情节的跌宕，又可能使这部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失去现实的质感。在戏剧张力与历史真实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考验导演功力的关键所在。

　　演绎这桩民国奇案，人物塑造的真实感颇为重要。虽然，影片展现了詹周氏与丈夫詹云影相识的片段，但对两人的背景铺陈有点单薄。詹周氏的出身、成长轨迹与性格特征稍显模糊，詹云影这个表面温文尔雅的小职员，为何在结婚一年后就蜕变成沉迷赌博、实施家暴的恶魔，对此影片也语焉不详……这些叙事留白，虽为观众保留了想象空间，却也削弱了那种令人感触良深的情绪内涵和心理冲击力。

　　但不可否定，《酱园弄》在案件侦破阶段的讲述展现出娴熟的叙事技巧。影片开场看似简单明了：警探薛至武抵达现场时，詹周氏不仅未逃离，还亲口认罪。就在观众以为案件告破之际，法医认为还有第二件凶器的疑点，打破了表面的平静。詹周氏拒不交代凶器去向，又暗示案件另有隐情。随着詹周氏的突然翻供，调查指向曾介绍她去纱厂做工的张宝福，剧情似乎落入了“奸夫合谋”的俗套。然而，女记者西林的锐利反诘扭转了情节走向：一个饱受赌徒丈夫折磨的女人，怎会再委身于另一个赌徒？当张宝福横死街头，案件侦破顿时又充满变数。这样抽丝剥茧、峰回路转的叙事手法，既激发了观众的探究欲望，又让最终真相的揭秘在悬念不断叠加中积蓄了巨大的戏剧爆发力。

　　二

　　《酱园弄》的突破在于，将“悬案”叙事提升为关于女性生存的时代寓言，刻画了那个时代女性在男权压迫中的痛苦挣扎。作为影片中女性意识的代言人，西林这一角色的塑造尽管稍显概念化，但其辛辣的笔锋挑战了那个时代的大众固有认知。她为詹周氏发出的呐喊更是振聋发聩：这个被贫穷、饥饿、暴力围困的女人，被束缚在“女性无权离婚”的牢笼里，法律的所谓公正从未眷顾过这样的底层女性。

　　影片还通过一些关键场景的艺术表现来深化主题。詹周氏首次接受公审是在一个雨天，在垂直俯拍的暗调画面里，记者们的黑伞构成一片阴郁的图景。这种居高临下的视角让众人显得格外渺小，巧妙暗示了在****公权力的阴影下，个体的公平诉求与社会正义如此微弱无力。这种富有象征意味的影像处理，将抽象的权力压迫具象化为震撼的视觉语言。

　　影片开篇以平行剪辑的手法，交替表现警察勘查“酱园弄杀夫案”与剧院上演《娜拉出走记》的情景。《娜拉出走记》导演西林向观众宣称，娜拉出走后不是只有堕落或归来，而是必将开辟新天地，“一个决定为自己而活的女人，会有无数的可能”。然而，这位未经社会毒打的知识女性的豪言壮语，在残酷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她不仅无法拯救詹周氏，甚至连自己的生存都无法真正做到自立。当杀夫案引发社会轰动后，剧院立即停演西林的“进步”戏剧，转而投市民所好，兜售猎奇情节。这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女性解放”不过是精英阶层的时髦口号，是小市民追逐的消费热点，他们无意也无力实施社会的根本变革，因而其宣称的性别平等终究是空中楼阁。

　　三

　　《酱园弄》的开场设计堪称精妙：命案现场的鲜血，滴到楼下算命师宋瞎子的脸上，他浑然不觉，脸带血迹走到街头，通过路人的视角才引出惊天凶案。这种叙事手法既避免了全知视角的单刀直入，又以宋瞎子为媒介不动声色地介绍了酱园弄的市井生态，为影片奠定了鲜活的现实底色。这一具有荒诞感的场景，不仅巧妙引出了案件，更讽刺了时代的集体盲目——影片中的各色人等，反而都不如宋瞎子活得心明眼亮。

　　影片通过人物群像的出场，揭示了一种普遍的“盲目性”。薛至武的盲目自信令他在记者面前夸下海口，最终却因证据不足而导致庭审失控；詹周氏对夫权的盲目顺从使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詹云影对赌运的盲目迷信将其推向绝路；张宝福因对自身掌控力的盲目笃定而招致杀身之祸。可以说，《酱园弄》中多数人的命运，都源于其精神贫困状态下的自主选择。而这些选择，则指向教育背景、成长经历与社会环境共同编织的认知牢笼。无论是物质贫困造成的思维瓶颈，还是权力滋生的偏执自负，他们大都陷于“自我囚禁”的处境。影片因此超越了对时代风云或女性议题的表层探讨，直指一个更本质的人生命题：拘囿于认知局限的人生选择都有其盲目性，个体该如何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并在反思中获得救赎。

　　影片通过两个核心场景的视觉呈现，营造出令人窒息的压抑氛围。在酱园弄，影片频繁采用俯仰视角和不规则构图，让交错缠绕的电线如天罗地网般笼罩着弄堂；监狱场景中，则充斥着铁栅栏及其投射的网状阴影。在此基础上，影片大量运用暗调影调、非常规拍摄角度与封闭式构图，并配合着斗室、车厢、包厢、监狱等内景，让观众对人物的处境感同身受。影片让观众领悟到，比肉身的不自由更令人警醒的是，人物的思维惰性与惯性。正如女房东向薛至武讲述詹周氏被家暴的事实时，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男人打女人嘛，总归有他的道理，像我为什么就不会被打？”女房东可能并非冷血之人，但一定是精神被禁锢的可怜虫。《酱园弄》最成功的地方，正是通过大量隐喻性的细节，让观众在具象的囚禁画面之外，去思考那些束缚人生的无形枷锁。

　　《酱园弄》虽不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艺术高度，但其独特的价值不容忽视：在犯罪悬疑的类型框架中，试图探讨女性觉醒与认知突破等社会议题。在商业类型与艺术表达之间，探索令人惊喜的平衡之路。这样的《酱园弄》既保证了犯罪悬疑类型的观赏性，又在社会议题探讨与人生思考方面有所作为。

　　（作者系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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